山东省博兴县近年来不断出土北朝佛教造像。从出土数量看，1976年出土的石、瓷造像为全国第三位；1983年出土的铜造像为全国第一位。这些佛教造像的大量出土，无疑为我国佛教考古增添了新的一页。

　　博兴造像自北魏太和二年至隋仁寿三年，经北魏、东魏、北齐、隋四个朝代，时125年之久，各期作品都有。同时各种质地较全，还多有确切纪年，在雕造技法上和艺术风格上又异于一些石窟造像。因此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笔者就北朝期间造像多这一问题探讨如下，有误之处望识者指教。

概述

　　博兴县地处鲁北平原，位于黄河南岸，南邻益都（古青州），西南亘有泰山。秦置博昌县；汉因袭，属千乘郡；东汉更名乐安国；晋改乐安郡；北魏至隋其地为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所辖，属青州乐陵郡。先后易为阳信、乐陵、乐安、博昌县；五代后唐改为博兴县。博兴县面积700平方公里左右，北朝时期，据地方志记载境内有寺院20多处，遗有造像的4处。近年来又新发现了13处佛教遗迹，均有造像出土。这些新发现的遗址地方多无记载。仅乐陵郡城址南，近城并存两处寺院，寺院之密度可想而知。而其中，龙华寺这一寺院遗址内就相继出土了百余件石、瓷造像，百余件铜造像，当时造像之多可窥一斑。博兴县北朝时期寺院之众，造像之多，说明当时这一带佛教极为盛行。博兴县地域近海，远离京都，为什么这一带佛教如此昌盛呢？修寺、造像为什么这么多呢？

社会背景

　　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处于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北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在面临着双重矛盾的情况下，感到利用儒道那一套来“敷道民俗”，不能完全使“百众以畏，万民以服”。而佛教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世外乐土”，教义渺茫，易于惑人，欺骗性更大，并且佛教的这套诡说又与儒家的忠孝等封建伦理道德二者恰好互为补充。因此更能“明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以为黔首则”来禁锢人们的思想，束缚人们的手足，麻醉人民的斗志，叫人民俯首贴耳，任其摆布，是最合适的精神麻醉剂。北朝统治者认准了这一点，所以自北魏至隋各代统治者无不崇信佛法。从北魏的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到北齐幼主高恒，无一帝王不佞佛。其间虽有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曾灭过法，但其“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法门与共谈论”。他的灭法维持了很短的时间，高宗文成帝拓跋浚践极后又复佛法。北周灭北齐后也灭过佛，隋建国后立即又恢复佛教。因此佛教在北朝时期日盛不衰。  佛教造像艺术是通过雕塑佛像，形象地宣传教义，可起到“观者听，听者悟，进以击心，退可以招劝”的作用。较艰涩的佛经通俗易懂，并且更有欺骗性，所以得到北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于是“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建佛图一区，不制会限”，大肆修寺造像，“穷极工巧，运石填泉，劳资亿计，人牛死者不可胜记”。
   北朝各代统治者穷奢极欲，对人民剥削压迫非常残酷。无限度地奴役人民，使“富者兼并山泽，贫者望绝一廛”，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极端困窘。在生活无以生计的情况下，也幻想皈依佛法，乞求佛灵保佑摆脱苦难，以济众生。面对上述社会现实，北朝出现了“天下承风、朝不及夕”，竭尽财力修寺造像的局面。同时人民纷纷削发为僧，致使很多地方出现“民多绝户而为沙门”的现象。博兴县在这一时期修建了众多的寺院，雕铸了大批佛教造像就不会感到偶然了。

高僧活动的影响

　　东晋时名僧法显，去天竺（今印度）求法，前后凡14年，游历了30多个国家，于义熙八年（412）乘商船经海路达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崂山）。法显从天竺诸国携带回许多梵本佛经，在青州逗留年余，然后去建康（今南京）。法显在青州一带逗留年余，不会没有活动。他的活动会对这一带佛教流传产生一定影响。高僧僧朗，曾师著名僧人佛图澄，前秦苻坚皇始元年（351）移居泰山。他于“泰山西北金舆谷昆仑山别作精舍，内外屋宇数十余区，闻名而造者百余人”。“僧朗名震遐迩，各国君王争相遣使征请，修书遗赠”。北魏太祖曾遣使致书于他。在各国所赠礼品中有不少佛教造像，这就无疑会推动当地造像事业的发展。博兴地处这一带，当然也受这些著名僧人的影响，这是博兴北朝期间佛教造像多的另一原因。

世家大族的佞佛

　　博兴县北朝时隶属青州。当时青州一带为世家大族崔氏的势力控制。崔家不管如何改朝换代仍是官居显职。在他们的势力所辖范围之内，当然得听其左右，任其摆布。世家大族中要人的意向直接会影响到这一带的形势，博兴不能例外。崔氏家族中以崔光、崔敬友等为代表的显赫人物又多佞佛。

　　崔光“崇佛法，礼拜读诵，老而逾甚，终日怡怡，未曾恚忿······”每为沙门朝贵讲维摩、十地经”。“光弟敬友，精心佛道，昼夜诵经”。“光从祖弟长文，永安中还家专读佛经，不关世事”，并且在崔氏家族中尚有一些出家为僧的人物。由于他们世代酷崇佛法，因此在其所辖范围内势必世代大力推行佛教。这样青州一带自然会因之佛教兴盛，佛教造像也因之而多。隶属青州的博兴也自然因之而寺院多、造像多。